杜甫算不算公知？

关于杜甫的问题，很多年前就已经批评过了，比如无产阶级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早就批判过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说：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郭沫若表示，“据我所知，四川贫民最多一层草，他有三层草，大地主无疑，邻村的革命小将拿走他的茅草，是革命行动，我们应该为之欢呼。”而革命小将们仅仅拿了一点稻草，杜甫就将其称为盗贼，简直反动到了极点。

还有杜甫在后面说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所谓“士”指的就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杜甫要围这些人早千万间“广厦”，这需要耗费多少劳役，剥削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呢，恐怕杜甫自己都没想过。

异想天开的“广厦千万间”的美梦，是新旧研究专家们所同样乐于称道的，以为“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或者是“这才足以代表人民普遍的呼声”。其实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
农民的儿童们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里吗？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喜欢，自己就住破房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所谓“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只是一些士大夫们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李白与杜甫》

还有杜甫的三吏三别，多年来都被认为是杜甫“人民性”的体现，但是这六首诗也是完全站在反动立场上的，比如《新婚别》中，杜甫描述了一对贫寒夫妻分别的场景，但是其中有一句“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却杜甫的实际立场，真正的贫家女都是自己干活的，怎么可能靠父母供养，不随便见外人呢？杜甫明明描述的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地主阶级。

还有杜甫在《石壕吏》一诗也是有问题的，杜甫作为华州司功，实际上完全有能力阻止这场悲剧，而杜甫什么都没做，说明他是站到了“吏”这一边的，这充分说明杜甫同情劳动人民只不过是假仁假义而已：

人投宿在一家招商小客店里，适逢其会，遇着了这个悲剧。所写的老板娘颇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她被拉走了，“幽咽”的当是她守寡的媳妇。店老板躲过了风险之后，逃回来了。诗人完全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是值得惊异的。呼号很猛的差官没有惊动诗人可以理解，因为只消表明身分是华州司功，就够了。但差官却没有奈何媳妇儿，不知道是否碍在司功老爷的面前不敢胡为，还是诗人行文有所文饰。只好作为一个问题附带着写在这儿。——《李白与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