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改革到底有没有积极意义？

我只能说，雍正是个正常的皇帝。

他改的那些措施，绝大部分是应该改的，但只能算正常完成了历史任务，完成了被多尔衮、福临、玄烨这仨人耽误了八十年的历史任务。

第一，废除贱籍。

这是最恶心的一点，要非说雍正干这个事情是不是比之前进步了，那也确实是进步了那么一些。但是，1724年才部分废除贱籍，这本身已经是清朝极大的罪行。

这些“贱民”们，在明朝后期就开始了普遍的反抗。江南的奴仆把缙绅打得抱头鼠窜；大别山的奴仆跟着张献忠去打武昌杀楚王；江西的永新、吉安等地掀起“铲平王”运动，要“铲主仆、贵贱、富贵而平之”；南直隶有奴仆暴动失败后，“往北方接得流贼来报仇”，参加了农民军攻打凤阳的行动；广东的社兵在珠三角一带也是声势浩大。

本来，他们在1644年已经胜利了。但是清军入关之后，和汉族地主勾结在一起镇压他们。所以，这些“贱民”的反抗组织纷纷转型为抗清组织。他们有的参加了郑成功、张煌言的队伍，有的成为了太湖义军的中坚力量，有的在江西加入刘文煌的红营响应李定国，有的最后跟着杨彦迪、陈上川去了越南。他们从天启年间打到康熙年间，哪怕连郑家都投降了，“贱民”的反抗也没有停止。奋战了将近一个世纪，才让统治者最终明白，奴役他们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所以才有了雍正上台后部分废除贱籍，而真正法理上彻底废除贱籍要到辛亥革命了。

感激雍正废除贱籍，就如同二战时日本投降了，作为中国人不感谢反法西斯战士，反而去感谢铃木贯太郎。倒不是铃木贯太郎做错了，但这事和他也确实没多大关系。

第二，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废除丁税和徭役，增加土地税，那为啥要这么干呢？

因为丁税和徭役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

明朝的时候，土地税收的主要是粮食。如果说官府有需要调动人力从事什么工程的需求，没有那么多白银去支付工资，难道要拿粮食来支付吗？那要花多高的管理、仓储、运输成本？所以只能采取徭役制度，但徭役也用不着所有人都去服，因此不服徭役的人就交丁税。

而明末以后，随着大航海时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美洲和日本的金银大量流入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可以作为主要货币的白银，土地税也可以收白银，白银比粮食轻便，比粮食好管理，更不像粮食那样稍微保存失当就会损失掉。有了白银货币化，才能以货币来支付工资，自然也就不需要徭役了。

归根结底，这个政策是靠着老百姓没日没夜地生产一批批的丝瓷茶布，出口换汇换来的。雍正能因为经济形势改变了就调整政策，这的确是他的本事，但这就只是出于理智而已，和什么仁政不仁政的毫无关系。只要是一个能够出于理智，对经济形势进行正常判断的皇帝，就会出这样的政策。

第三，缙绅一体纳粮。

好多人压根就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缙绅的特权本来就不包括“不交土地税”这么离谱的东西，否则的话，全国大部分土地都不交税了，什么朝廷维持得下去。缙绅的免税特权，是指他们不用服徭役，也就不用交人头税。前面摊丁入亩已经把徭役给废除了，那理论上来说缙绅压根就没有免税特权了。当然，实际上缙绅还是可以通过他们的官场人脉和在地方上的影响力逃税，但这就不是改个政策能解决的了。

这个所谓的“缙绅一体纳粮”，纳的是河南省内的临时加派，是因为黄河河工而产生的临时需求。这种临时加派因为并无定制，所以非常容易被转嫁到最底层的小农头上。这一次，不光小农要交这种额外的苛捐杂税，缙绅也要交。因为阻力太大，只在河南搞了试点，而且很快就停止了。这没有任何出奇之处，与康熙年间为了打三藩直接朝缙绅硬要钱是一样的。

第四，火耗归公。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方财政的正常收入根本维持不了地方官府的正常开销，连给工作人员发工资都不够，所以地方官府就各种巧立名目搞灰色收入，这个口子一开，搞多少那就由着这些官吏随便来了。

既然是灰色收入，那就难以找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宦人家去要，越是无权无势的穷人，因此受的盘剥越多。

明朝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严重，本来改朝换代是最好的清除积弊的机会。但是，清朝对于明朝的制度往往是弃其精华、取其糟粕。清军入关时，需要团结的是那些被农民起义损害了利益的大地主，所以就按照《万历会计录》收税，完全延续了明朝不合理的税收政策。

不仅如此，1652年，为了镇压抗清义军，顺治将地方官府的大量经费抽调到中枢作为军费，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地方官府的正常收入进一步被压缩，清朝就得进一步放开对他们用灰色收入盘剥百姓的管制，上面允许他们收一文，下面自然就敢收一两。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末农民军在云南实行的土地制度。他们把地主和佃户隔开，直接从佃户和自耕农手中收取一半的田税，再把其中一部分发给地主。自耕农、佃户为了应付各种苛捐杂税和地主的盘剥，本来也需要至少付出自己一半的收成，压力反而减轻了，而地主则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实际上，就是官府和农民合起来从地主手上抢钱。他们能以云南之力撼动清朝半壁江山，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农民军切掉了官府谋取灰色收入的理由，实行严厉的反贪政策。

结果是，反贪的打不过卖官的，农民军失败了。

雍正实行火耗归公，把一部分灰色收入变成正税，既然是正税，那就是地主和农民都要交的，这还是有用处的。但比起当年农民军直接把地主收入砍掉八成的改革，这只不过是小修小补，替他那反动到家的爷爷还了一点债而已。不合理的财政制度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监察，地方官府自然还是各种巧立名目盘剥百姓。

当然，雍正作为爱新觉罗总头子，地主阶级大爸爸，本来也没人指望他能真搞什么打击地主阶级剥削的改革。能搞小修小补，让清朝统治者们的反动程度下降一些，能理智地做出决策，这就不错了。毕竟皇帝这么个家族世袭的岗位，能理智已经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