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被古人称为三代，为什么“夏”和“周”都曾被后世政权采用为国名，唯独“商”却没有？

就不说「宋就是商」这个梗了，其实国名都是有其现实的考虑的，但是商占不到任何一边，所以选的比较少了。具体来分析的话，夏有异族优势，周有地域、文化优势，商夹在中间，又地处中原，不太容易被选中。

在元朝坏了规矩之前，国号都是取春秋古国之名。儒家最喜欢说的例子：

汤，七十里王天下，文王，百里而王天下

就是说商和周本来都是小国，但是因为受了天命，所以能够成为天下之主。后世的皇帝有样学样，称帝的时候取法三代，突出自己的传承和「受天命」。

所以问题就在于到底怎么突出自己「天命所归」这个问题上。

对于六国旧贵族来说，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必要，因为六国本来就是春秋之余绪，名正言顺。之后秦被楚所灭，楚义帝所封，就是「受命」，所以刘邦的国号，就是「汉」。取一个始封于汉地，然后因为自己「德行高超」，从而化家为国，化国为天下，成为皇帝的过程。

新朝虽然短暂，但是从「为万世立法」的角度，王莽是很重要的。一来从从步骤上立了榜样，二来提供了好几个合法化的思路：从祖先、从封地、从谶纬。

从祖先来说，王莽称自己是舜帝之后，故而能够接受尧帝之后刘姓的禅让；

从封地来说，汉王莽之前被汉帝封为「新都侯」，故而顺理成章以「新」为国号；

从谶纬来说——这个太多了。

所以后世立国，基本上没有出过王莽划下的这三个思路。

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大朝代往往在意天命多一些，所以重谶纬：

这段时间的大朝代国号很多都受到了「代汉者当途高也」这句谶语的影响。魏，无论是曹魏还是北魏/东魏/西魏，其实都是试图代汉的，因为魏是路边的宫阙，正是当途高者。而因为曹操足够有权势，所以可以按照谶语让汉献帝给他封公封王——可以说封「魏公」本身意味着曹操有篡夺之意，这个落脚点并全在「公」或者「王」上，也在这个「魏」字上，如果不想篡夺，为什么要献帝封魏王呢？按照王莽的例子，曹操是武平侯，武平侯是夏商时代的厉国，后来被陈国所灭，而陈为楚所灭。楚国这个确实不太合适，但是封曹操一个陈王、厉王是没问题的，这些不用，用魏王，就反应了曹操的司马昭之心。

而晋朝的命名同样也受到「当涂高」的影响，司马昭是高都侯，要不说代魏之心路人皆知呢？封号上写的明白。而后来受封「晋公」，也是因此：

晋者，进也；由汉而魏，由魏而晋，是由高而上至于极尊也，司马炎基此而受魏禅，平吴而成一统，亦终成司马懿父子之志。

用魏晋两个例子，我是想说明，尽管大家都用春秋古国来命名自己的小国家，走王莽的程序，但是其实可选择的余地还是有的，并且很大。

而割据政权往往在意自己的实控地或者祖先所在地。典型的就是赫连勃勃的胡夏。夏的优势在于他有匈奴血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而赫连勃勃是匈奴铁弗部人，用夏来命名是很自然的。

同样还有武则天、郭威和吴三桂。武氏出自周室，传说中的武氏始祖姬武是周平王的幼子，所以武则天掌权之后追封自己的爹武士彟为周国公。那么武则天建立的朝代自然也是周朝；而郭威自称为周朝虢叔后裔，因此也以周为国号——其实虢自有虢国，明显是郭威不想用非要贴着周；吴三桂放着自己的封国滇、辽、和吴姓不用，也是非要上溯到吴姓先祖周太伯，如果不是看了周本身所隐含的文化意义，我是不信的。

北周稍微有点例外，因为北周真的是在周朝故地。宇文家族实控关中，就是当时周朝的龙兴之地。但是周朝的龙兴之地也是秦的，不称周而称秦，也是考虑到当时周弱齐强，宇文家族为了团结汉人，也标榜自己要复兴周礼，展开文化攻势，所以国名就定为周。

至于西夏其实和三代关系不大，李元昊建国的时候以夏州得名，所以国号称大夏。

至于朝代里面的两个宋，刘宋和赵宋，其实命名的时候都没有「远追殷商」的目的。

刘宋之所以叫宋，是一个尴尬的误会。刘裕是楚元王刘交的后裔，楚元王，汉天子所封，所以刘裕最正的国名应该是楚，但是刘裕脸皮再厚，也不能刚灭了桓楚，自己再叫一个楚，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把春秋时期占领彭城（徐州）的宋拿过来借用。而正规的商在淇县、商丘一代，和徐州还有点距离，所以刘裕没什么动机叫商。

到了赵匡胤时代，五代时期兵荒马乱，国名起的都比较随意，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还没有封国，如果按照祖先，他保定人，可以就叫「赵」；但是赵匡胤没那么选，觉得节度使就等于古代的诸侯了，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宋州，所以以宋为朝代名。这个宋是宋州的宋，非春秋之宋。

不过不管怎么说，赵宋是最接近「商」的国号了，赵弘殷的儿子建立了宋，真的是弘殷啊。

说到底，还是怪怪赫连勃勃和李元昊不争气，如果赫连勃勃的胡夏、李元昊的西夏，甚至于窦建德的夏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大王朝的话，那么推翻这个夏政权的起义军，很可能就会给自己命名为「殷」或者「商」了，取一个伐夏得天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