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离开了？
“牺牲一点”，试图拥抱革命的胡适
1920年代，曾有这样一段对话：如果xxxx复辟，二茬苦……后面我忘了，噢不是这个，我要说的对话是这样的
A：“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最适于苏俄那种专政制度，若采用民治，必闹得很糟。”
B：“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
A：“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
B：“此言也有道理。”
进行这番对话的人是谁呢？其实正是1926年的罗素（A）与胡适（B），访苏结束回到英国后，罗素便告诉胡适，中国应当效仿苏俄，实行“劳农专制”，因这“劳农专制”于当时的罗素来说，是通往“民治”的一条大道：旧社会人民愚昧无知，需要劳农专制行思想教化，如此才可跃进至民主。
受访苏之旅与罗素的影响，1930年胡适便有如此的判断：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
也是因此，为了最终的“德谟克拉西”、为了令国家再次伟大、为了国家重生，胡适觉得可以在“正确的专制”前“牺牲一点”。
这也是他拥抱国民革命的一个原因：国民党建设的国民革命军乃是“党军”，党与军队俱为一体，不仅军队由党节制，党也由军事化的纪律约束。胡适相信，“这样组织起来的军队当然要打败【北方】没有组织的军队”。也只有这样的党和军队，才能实现胡适心目中的、国家问题的“根本解决”
支持国民党北伐另一原因在于，胡适眼中国民党的改组，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以来学到手的第一项真本事”，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就这样，崇尚“自由主义”的胡适在1926年选择短暂“放弃”自由主义。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为国家新生服务的，而现在，国家新生的希望就摆在面前。
于是，“若为新中国，自由亦可抛”，为终结军阀、建立新国，胡适相信国民党的训政。以强力的手段引领国家之再造，实现民族之新生——就像他和罗素讲的那样，为（最终通往民主的）劳农专制或者训政体制“牺牲一下”。
拥抱国民革命，然后被打成反革命
胡适虽愿意牺牲，可革命的国民党人却不愿意接受此公一腔情愿。1926年9月，巴黎的国民党支部便散步传单给旅欧华人，指责胡适为“孙传芳的走狗”。
结果，正当胡适在英法等国大说国民党和北伐的好话时，在巴黎的国民党支部却散步传单要旅欧同胞“监视这孙传芳的走狗胡适之来欧的一切行动”。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318页
当然，这至多算是个“伏笔”，1927年6月胡适回国时，他仍然得到了新生国民政府的礼遇：老同志胡汉民邀请他去南京面谈。（结果遭到胡适婉拒）
这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四个月前，胡适在国内的朋友已给他发去信件，警告胡适，眼下国内政治局势紧张，胡适回国后最好不要再作政治发言，如果非要作，那就去加入国民党、为国民革命服务。不然恐会被国民党人扣上“反革命”之罪名。
顾颉刚曾向胡适建议说：“先生归国以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其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他一面警告老师：“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同时又婉转进言说，胡适最近“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319页
胡适也应当确实听了建议，他很快就主动去与“国民革命”接触，1927年7月胡适与蔡元培谈话，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建议，根据孙中山的《革命方略》，请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三四十人来，一同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
胡适这一提议，便是想趁训政之机兜售他自己的“再造文明之梦”：过去他没有机会进入政界、实行他梦想中的教育改造（胡适梦想以教育改革实现先进思想之引入，培育新人以成民族文化再造）
现在，推行“大改革”的机会就在他面前，他相信胡汉民、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相信这些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会赞助他的理想事业，同他一起实现再造文明之梦。
但他仍对新当政的国民党寄予厚望，他希望罗家伦“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由政府规定公文都用国语。胡适说：“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始有实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稚晖（引注：吴稚晖）、孑民（引注：蔡元培）、介石（引注：蒋介石）、展堂（引注：胡汉民）诸公当能赞助此事。此亦是新国规模之大者，千万勿以为迂远而不为”。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321页
然而很快现实就给了胡适一巴掌：他寄予厚望的吴稚晖，作为国民党的“老同志”亲自指挥了清党，对“反革命”、“反动”和“赤化”大开杀戒，这震惊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包括胡适）
不到一年功夫，作为国民党元老的吴稚晖又给了胡适公然的“一巴掌”，他在胡适面前，指着胡适鼻子说道：“你末就是反革命！”
1927年2月时顾颉刚的预言，在第二年的6月便实现了！胡适也背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1928年6月15日在南京的大学委员会上，胡适反对将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更反对任命李石曾为校长，即被吴稚晖直指为“反革命”。胡适日记上记述的情景是：吴“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你末就是反革命！’”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330页
胡适想要借着国民革命的“春风”、新政府新国家的改制，来实现他“大改革”（特别是教育改革）的梦想。
可他哪里想得到，国民党人自诩为“打江山坐江山”，蒋介石清党不光军来管党，党也要试图去管理一切。教育改革也是要实行“党化”的，哪里容得胡适这个“孙传芳的走狗”出来提指导意见、当反对派？
会议结束后，被吴稚晖公开辱骂为“反革命”的胡适向蔡元培递交辞呈，声言自己对吴稚晖“只问朋友，不问是非”的作风忍无可忍，要辞去蔡元培授予他的大学委员会委员职务。
蔡元培不许，胡适再递，再不许，再递，胡适最终还是成功演了一出“胡适罢官”。
双重意义上的“反革命”“反党”文人
“胡适罢官”的二十一年后，解放大军饮马长江，国民政府为求缓和展开和谈。在南北和谈中，胡适名列人民政府所开之文化战犯名单前列。
胡适当时对此有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可对他来说这已不是第一次被革命的一方视作战犯了。在国民革命的年代，他便被打成过反革命战犯。
1928年南京的《民生报》上登文，列出“反革命罪魁”要求通缉，胡适即是旧军阀的“附逆党徒”之首！（胡适气极，疑心这是吴稚晖要迫害他）
不久，南京的《民生报》（成舍我办）发表“北平市民大会”主张通缉“反革命罪魁”的电报，除段祺瑞等北洋当局者外，“附逆党徒”基本为“东吉祥系”人，而第一名就是胡适。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331页
然而胡适应该想不到，对他这个自封的“诤臣”来说，“好日子”还在后头……
1929年春，胡适拉拢一批留英美的学人组成了一个学社组织，叫“平社”，接着他便开始讨论（莫若说批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人权”问题。
1929年3月，国民党上海市代表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惩处“反革命分子”不必经司法机关，可由地方党组织直接定案交由法院判刑。
胡适气坏，说过去前清到民初，都能司法独立，怎么到了国民党革命后就不能了？他谴责国民党人是“把这个制度搞坏了”。
他以为，从前清到民初都能维持司法独立，“到了亮畴先生（引注：指王宠惠，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长）他手下的两个人应该在上海的胡闹，把这个制度搞坏了，我很生气”。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336页
可胡适的批评在国民党的言论管制下未能见报，国民党人的反驳便先到了位：现在民国最高之法律便是总理遗教，总理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总理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谁敢和总理遗教作对，谁就是罪不容诛的反革命分子、要处以国法。容不得“胡博士”胡适，对国民政府胡说！
4月份，国民政府提出所谓“保障人权”，胡适又提异议，因国民政府之“保障人权”的命令只不许“个人或团体”侵犯人权，却未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能“侵犯人权”……
胡适在当时便写了一篇《人权与约法》的文章，并将之发表了出去，批评眼下国民党训政的“一党专政”，连过去北洋时代作装点的国会都被取消了，更没有所谓“选票”了——国民党北伐是“有道伐无道”，可眼下，国民党的政治又成了“无法无天”、一切政治挂帅的政治。
1929年11月，胡适又写出《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指责国民党已经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他批评现在的国民政府，政治建设不能满足人民期望，思想僵化不能吸引进步青年，如果国民政府连知识分子的同情也失去了，那么国民党也要“油干灯草尽”了。
胡适如此大胆，结果自然是引起国民党人的“围剿”：胡适不光被各地当地国民党党部指责是“反革命分子”，1929年光明书局甚至也出版了一部“胡适反（国民）党言论集”，叫《评胡适反党义近著》
这下，胡适既是反革命，又是反（国民）党了！
从5月起，国民党对胡适发起名副其实的文字“围剿”，并伴以各地党部对法办“反革命分子”胡适的纷纷要求。到1929年11月，光明书局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集，并附有第二集的广告。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341页
不过，胡适在后来还说投奔了国民党，去为国民党说好话，可能是因为他顺从了顾颉刚的建议，可更有可能的是，比起声讨国民党，他更侧重于反赤。他确实是个反赤的文人。
1927年，当清党屠杀闹得知识分子们人心惶惶时，胡适便出来站台，为国民党的“反赤化”筹谋划策，只是他的说法温和一些。
他提出解决“赤化”的根本办法，是提高全体农民的生活水平，只有解决“农民平常所受的痛苦”，让农民可以安心种地，才能解决cp“煽动的资本”，消弭平息各地的农民起义。
看起来很温和，可他这么说的目的，还是反赤。他那“自由主义”的立场让他可以迷信（可以走向德谟克拉西的）苏联的“劳农专制”，又让他坚决反对“暴民专政”。
胡适确实是个温和的文化人，他连反赤提议都搞的这么温和，在那个血流漂橹杀人盈野的时代，实在可称是个奇葩。
然而也正是这温和，让他显得不伦不类，他一面反赤，让赤色革命者厌恶，一面提倡温和、反对“以思想杀人”，让“国民革命”者也厌恶了他。
胡适后来为什么要走呢？我想答案也在这里：当年他满心欢喜的支持国民革命，指望国民政府助他实现“大改革”，却为国民党谴责成反革命。那他留下又有什么用呢？国民党都不喜欢他，还指望（他一直以来反对的）赤色革命者把他奉为坐上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