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彻大悟的人，都看透了哪些残酷的现实？
教员是长期受排挤的人，遵义会议之前还遭到了无情打压，甚至有生命危险，他的顿悟，源自看清了一条规律。
秋收起义后，教员和朱老总、陈老总创建了红四军，后来彭老总也来加盟，这就是后来的红一方面军。
在领导权和红军建设方面，这几个人也发生过争议，教员的性格比较直，凡事认定正确的事情就会坚持下去。他认为红军执行军事任务，要集中指挥，而朱陈两人提倡民主，认为集中指挥容易导致家长制。
在红四军七大，教员因为此事受到了严重警告，选举前委书记时，朱毛都没当选，反而陈毅当了书记。教员最后发言:
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说白了，还是不服。会后教员离开了红军主要领导岗位，参加地方工作。
而红四军极端民主化越来越严重，以致不久召开的八大，搞起了自下而上的讨论，会议开了三天，连个决议都没形成。
这时七大的决议也被送到了中央，周公觉察了其中问题。陈毅则前往上海，客观反映了红四军的问题，引起了周公的高度重视，经过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的充分讨论，他们将意见汇总成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肯定教员的正确主张。
陈毅正是带着这封信把教员请回了红四军，朱毛陈一笑泯恩仇，不久召开了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个大会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古田会议。
这是教员的一个小挫折，他能回到领导岗位，是陈、周、朱的高风亮节，教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例如说话尖锐，不注意方式方法等。
但是后来，临时中央博古等人入驻中央苏区，教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教员和临时中央的争论的根源是路线之争。教员提倡游击战和根据地建设，而博古迷信苏联经验，执行王明左倾路线。
由路线之争，因而引发领导权之争，以致到对个人的残酷政治打压。
1931年，中央代表团召开了赣南会议，会上引发了“国际路线”与教员主张的争论，不点名批评了教员。
“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
右倾机会主义指得就是教员的主张，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这次会议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实际上把教员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不久教员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主持地方工作，但是由于周公对教员的信任，教员还是临时参与红军的指挥工作，由此路线之争不断激化。
直到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矛盾彻底爆发，教员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从此教员彻底出局，会后教员到福建长汀养病。正好遇到了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
他与罗明谈论了游击战争的问题，罗明深表赞同，回去之后就做了传达学习。
不久博古路过福建上杭，听取了罗明游击战争的路线，当即不耐烦打断:“吃饭了，不谈了。”
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又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
博古回到苏区，就展开了“罗明路线”的批斗，还找出了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这几个人在赣南会议上都曾支出教员的主张。
很明显，博古要对教员动手了，首先遭殃的是他的身边人。
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泪下。静静地听着的教员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教员后来对外国朋友说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这还不算，红军长征之前，博古、李德还曾想把教员留下。幸亏周公巧妙部署，教员才列入了长征队伍。否则，真的很难设想没有教员的长征，红军将面临怎样的境地。
在被打压的日子，教员也在反思，他敏锐觉察到张闻天、王稼祥跟博古的意见分歧，主动要求长征时很他们分到一起，寻找机会做他们工作，最后争得二人支持。
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教员重返军事指挥岗位创造了条件。
遵义会议后，教员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
贺子珍更清楚觉察到教员的变化:“他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便伟人也要争取大多数，我辈普通人更不能执着单打独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