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以后，草原民族两次征服农耕民族，而唐以前几乎没有？

题目改成：少数民族两次征服汉族，为什么唐朝以前几乎没有呢？似乎更为贴切。

毕竟满清前身女真，发源地在长白山，黑龙江可不属于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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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武德充沛。

商鞅建立军功授爵制，想要封王拜侯，就去战场杀敌；想要封妻荫子，还去战场杀敌。

大秦帝国将军蒙恬镇守北方九郡十几年，作战悍勇绝伦，北逐戎人，打得“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匈奴望风而逃，远去大漠以北七百里。

西汉王朝少将军霍去病，二十一岁“封狼居胥、禅于姑衍、饮马瀚海”，与卫青等骁勇名将一举肃清匈奴在漠南的势力，开创了“明犯强汉、虽远必诛”的强汉时代。

大唐贞观四年，唐王朝与东突厥攻守易形，战神李靖率军北征大获全胜，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颉利可汗走投无路沦为俘虏，盛唐的“天可汗时代”拉开帷幕。

到了宋朝，由于陈桥兵变的缘故，一直奉行“重文轻武”。武夫地位轻贱、军人晋升受阻，民族尚武精神大大削弱。

既然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谁还愿意去马革裹尸战死沙场？

宋朝全面科举之后，文官开始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堵死了军功爵制上升通道。如果说汉唐是世家门阀和功勋贵族参持帝国股份，宋以后就是耕读传家的地主和文官集团是王朝实际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

既然是与“士大夫共天下”，那自然不能穷兵黩武、妄开战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经论、策论，诗词歌赋成为唯一人才选拔标准，文人风气膨胀到了极致。

文不能载道，武不能杀敌，但就是这么一群人，偏偏掌握了主导国家政策的权力，占据了国家绝大部分的财富。儒生们富甲一方，妻妾成群。工匠、农民和战士为国家支柱却陷入到极端的穷困当中。

用王安石的一句诗形容最为贴切：“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至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标志着中原汉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权组织的最后一次自我救赎彻底破产，从此一路火花带闪电的坠入深渊，两度被异族征服后，差点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明末清初的学者颜元曾经痛斥：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什么意思？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罢了。

所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

何为慷慨赴死？如谭嗣同，心有信仰，扶危定倾、英勇捐躯。何为从容就义？如李大钊陈独秀，精卫填海、开启民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而此时，游牧民族逐水草、习射猎，“力士尽弓”，又有“马镫”技术革命加持，左右开弓，人马合一，彻底改变骑兵作战方式，由此跃上人类历史舞台。

首先登场的游牧民族是辽国和西夏，首领分别是耶律阿保机和李元昊。再而登场的是金朝的完颜氏，最后才是大BOSS蒙元，这几个游牧民族一个比一个强大。

十三世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恰逢乱世、独占天时。宋金百年厮杀，双方受战火荼毒，元气大伤；波斯帝国与拜占庭帝国历经千年大战，都已无力再起；

阿拉伯帝国“仗剑传教”，将大陆中部的文明国度打了个遍，自身也遍体鳞伤；基督教世界五次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世界惨烈“圣战”，将欧亚边界变成宗教战争的炼狱；

而蒙古恰恰在这个时机崛起，南征西突，吸纳逃难工匠，军事技术飞速提升，最终给欧亚大陆这个将破未破的罐子补上重重的一锤，捡了个大便宜。

从此，中华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登上历史舞台。

到了明朝天启年间，南方文官集团代表东林党势力达到鼎盛，再无制衡。“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对下剥削农民百姓，对上攫取朝廷财政资源，百姓苛捐杂税负担越来越沉重，中央财政却日益枯竭。而且文官集团几乎掌握了社会舆论的话语权，将大部分损害他们利益的政策解释为“恶法”，将反对他们的人称为“昏君奸臣”。

民不聊生，百姓自会揭竿而起。明末农民大起义四处爆发，明王朝对内镇压农民武装，对外防守满清压境，军需开支使得朝廷对百姓盘剥加重，结果是农民起义越剿越多，朝廷越剿越穷，内忧外患之下最终走向灭亡，满清趁机入主中原。

至此，最后一个汉人封建王朝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