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之死》给大卫带来何种影响？

我想大部分年轻人都看过那一幅《马拉之死》吧，没有哪一版的美术课教材可以避开他。雅各宾派领导人、记者、外科医生马拉被刺杀于浴缸中。闻讯赶来的大卫，作为大革命的热烈参与者，同时也是马拉的私人朋友，作出了这幅杰出的名作，既是怀念，也是国民公会的任务。这是一幅伟大的作品，它掩盖掉了马拉身上可怕但实际上无关紧要的大面积湿疹（很多人会说到这一点，仿佛大卫掩盖住的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罪恶），省略掉了任何不需要的背景与装饰，将那一只还抓着笔的手臂，那一道创口和血，如此直白而强烈地塞到了我们面前。

刺杀马拉的人叫科黛，一个没落贵族家的小姐，在修道院长大，是著名剧作家高乃依的后代，不过在刺杀马拉时的身份是吉伦特派的党众。雅各宾与吉伦特，是大革命的左派与右派，出身的不同，让他们对于革命彻底程度的追求有所不同，路线之争，最后自然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那一年是1793年，雅各宾派当政，马拉作为雅各宾的领导人之一，且可能是其中最激进的那个，组织了一系列对吉伦特派的清洗，很多人被他送上了刑场，冠以反人民的罪名。科黛谎称要献给马拉一份吉伦特罪人的名单，借此在浴室里杀掉了马拉。

法国大革命是一段很神奇的历史，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开端，却又在短短几年内，把在革命二字以下所能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淋漓尽致。可能在很多年之后，那时候的历史书上，我们今天只是一段和别的时期毫无区别的历史，法国大革命也只是和任何一段历史的开端一样，隐晦地变成一两段话语，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那是一段足以让我们投入足够多目光的历史。大卫成功地把马拉塑造成了一个为革命而献身的圣徒形象，这是雅各宾派所需要的，也是国民公会认为当下法国所需要的。大卫成功了，大卫也因此失败了，我们常说艺术应该纯粹，不掺杂政治，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就像毕加索一样，他本来是最忌讳政治目的支配艺术创作的一个人，但最后他还是因为他那些政治张力非常强的作品，而跻身于西方美术史最顶尖的那一批人中间。

人们又常说，政治不分对错，也不分好坏。这种老练的模糊的说法，为人所喜好，因为它不犯错，又显得高深莫测。政治当然是分好坏，分对错的，只是对于每个人来说答案不一样而已。我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无产小赤佬，裤兜干净，浑身家当可以塞进两个行李箱，于我而言好的政策，可能于任何一个旁人都是不好的。大卫是个手艺人，他掌握着精熟的学院派绘画技法，也在长时间的创作中逐渐探索出了自己的风格：为恢弘的历史画题材赋予当世人的神貌。于是人人都需要他，贵族们需要他标榜自己的艺术品味，资产阶级需要他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革命派需要他输出摇旗呐喊的弹药，公民需要他......公民需要他吗？公民当然需要他，没有他的话，哪来的宣传画以供学习呢。聪明的大卫，在革命前为皇亲国戚作画，在革命后，成为了先进的公民艺术家，确切地讲，公共教育委员会和美术委员会的一员（据说甚至成为了国民安全委员会委员，即政治警察组织，但我还没有找到可供证实的资料）。再往后一点，甚至直到多年之后拿破仑窃取了革命果实，他居然又摇身一变，成为了拿破仑御用画师。大卫的技艺精熟而扎实，这是他在一个个浪潮中得以存活并且甚至能站在浪尖上得以被多年之后的我们所看到的根本，但他也像是一个深谙水性的老水手，向风来的地方升起帆，这也是一种本能。我们难以评论，他是否能说是“弄潮儿”，又或者仅仅只是想在着诡谲的风潮里得以存活。毕竟，在他之前的那些画家，比如伦勃朗，把握不住风向的后果也仅仅只是落魄晚年，而大卫，他就恰好被裹挟在了那一团风暴的正中央，稍有不慎可能就要被以公民的名义审判掉了。

在经历过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终于发现，坚持自己真的是一件极难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的脉络其实是很清晰的，特别是在一些时代的一些地方，不需要多么强大的洞察能力，我们就能知道该怎么做、怎么说，就能保全自己，跟随着摇摆，就永远不会出错，我们抬头一看，周围的人都在和自己一起摆动，幅度稍有参差，但频率绝对一模一样，于是心中大定，就算下个时代到来，自己也绝不会被清算。大卫不太幸运，他和他的忠诚战友，那些前“公民之友”们，最后还是上了公民的审判庭。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毫无疑问是一场拨乱反正性质的，带有正义及拯救性质的判决，但直到这一刻，我们不由得开始对大卫有那么一点点敬意，“罗伯斯庇尔，我将与你同去”。任何一个生性刻薄且怀疑的人，也很难称大卫这一刻的行为是政治投机，赌一把雅各宾派可以东山再来，因为任何一个稍有见识的人，都会相信雅各宾派可能重新上台，但庇尔不会了，他还能活多久都是未知数，事实上这一天是1794年7月27日，而庇尔被处决于1794年7月28日。我想这一刻的大卫，支配他行为的应该的确是他的政治信仰、友情以及在嘈杂环境下面红耳赤的冲动。万幸冲动很快过去了，大卫并没有出现在28日的断头台，而是在狱中进行了诚恳的、深入的忏悔与反思。并取得了公民的原谅。

于是我们更加敬重那些坚持原则的人。坚持原则绝不是一件能让自己的得利的事情，我们把庄稼往一边捋去，割掉那些依旧直立着的杂苗，一些时间之后，我们松开了手，让庄稼弹了回来，但那些被割掉的杂苗，已经在不远处的沤肥池里烂掉了。那些人，从他们做出选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做好牺牲掉自己的准备了，不是什么代价都有大小可言，再小的代价落到一颗杂草头上，也是0与1的区别了。至于那些铡刀落到头上，才反应过来并连连喊道“别别别好兄弟，我逗你玩呢，咱们重新来过好不好”的人，不过是失败的投机客，死不足惜。聪明的大卫，给我们的启示是，请务必学会一样对社会有用的技术，不过不再建议学画画，的确不太适宜了。

我们无意嘲讽大卫，他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多么热衷于政治的人。他对于自我的身份的认知，可能是首先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是一个在乱世中讨生活的人，然后是一个法兰西公民，可能在很后面的顺序，他才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雅各宾革命活动者的身份。当今天我们审视大卫的时候，不吝于给予他一些殊荣。我们评价他为新古典主义的伟大旗手，从罗马的历史与艺术中汲取素材，并以此反映新时代的思想诉求，一扫洛可可的虚浮之风，与启蒙运动，与那一时期此起彼伏的资产阶级革命属于一体多生的产物。当我们不再以阶级的、情感的、道德的角度去评价他的时候，甚至很愿意为他生出一些同情，真是个身不由己的可怜人。他为雅各宾派做文化阵地的大将，我们也不愿称他在助纣为虐，他为拿破仑画肖像，我们也不愿意喊他佞臣小人。但让人还是忍不住讽刺的是，他为革命党画《网球场宣誓》，他也为拿破仑画《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就算我们再怎么认为他是出于苦衷，还是会忍不住讥笑两声。更何况可能并不是出于苦衷呢，这是两幅极为杰出的群像作品，足以同时登上任何一本美术教材和历史教材。

人本性是逐利的，保全自己是人的第一要务。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大卫达成了共识，就算我们任何一人附身于他，也难以比他做得更好了。他为路易十六画像，因为那是皇帝，他本就该为他服务；他为马拉画像，那是他的义务，为公民与革命服务；他为拿破仑画像，因为这又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他什么都没做错，他在每一个时间点都做了最正确的选择，只是在他的一生中，世界变得太快了一点。人们大多是这样选择的，从史前的山洞，到今天的任何一个人类聚居地。人们接到命令，然后去做事，从来没有一点权力去判断命令的正确与否。在几百年之后，人们发明了一个词叫“平庸的恶”，而大卫，我们抛弃道德与情感上的一切洁癖，他的所作所为远远称不上恶，能给予他的最负面的评价，可能只能是一句“有一些人性上的平庸”。

大卫在雅各布和拿破仑之间的过渡期创作了另一幅杰作《萨宾妇女的干预》，这是一幅美妙而动人心魄的绘画作品，柔弱而美丽的女人们站在了敌对的战士中间，仿佛宣告着和平、美丽、自由等等美好词汇对战争和血腥的一次胜利。然而在第二年，他就成为了拿破仑最青睐的御用画家，并绘制了那副不朽的《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