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真的不知道袁崇焕是被冤枉的吗？
崇祯让陈新甲去议和，后来事情泄露了，他杀了陈新甲背锅。他心里怎么不知道陈新甲是冤枉的？皇太极杀到北京城，民怨大，崇祯明知这不是袁崇焕的责任，只是作为甩锅侠的他需要袁崇焕来替他背锅而已。
以下几件著名事例足以反映崇祯皇帝的施政为人。
第一，该用不用，该罚不罚。
崇祯帝在剿灭农民军时最信任重用的是杨嗣昌，他崇祯十年十二月，许下“期三月尽诸剧寇”的军令状，至第二年三月，嗣昌以灭贼逾期，上疏引罪，荐人自代，崇桢帝不许，嗣昌借机委过于人，推脱罪责，祟祯帝又改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仍掌兵部事。
而正是在崇祯十一年，清兵入侵，先后攻陷七十余城，杨嗣昌处处掣肘前线作战的卢象升，使得卢象升孤军奋战至死。崇祯帝不仅不重罚既为阁臣又掌兵事的嗣昌，反而令其议文武诸臣失事罪。
第二，处处插手，用人多疑。
崇祯朝的文臣中，最有军事才能有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和袁崇焕四人。
孙传庭虽屡立功勋，却常被崇祯信任的杨嗣昌所嫉恨：“传庭既屡建大功，其将校数奉旨优叙，嗣昌务抑之不为奏。”（《明史》）在关中练兵，尚未练成，崇祯帝屡次催促，逼其进军，孙传庭不得已进军潼关：“诏御史苏京监延、宁、甘、固军，趣传庭出关。传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听。传庭不得已出师，以九月抵潼关。”（《明史》）与李自成大战而险败，自成遂占据关中，定都西安。
卢象升用兵有方，士卒爱戴，屡立战功。崇祯十一年后金再度破关，象升北上勤王，崇祯帝表明赐以尚方宝剑，令其督各路援军，却派出宦官高起潜为监军，控制军队按兵不动，又暗中让陈新甲与后金议和。再加上杨嗣昌的处处掣肘，最终卢象升孤军无缘，战死沙场：
三赐象升尚方剑，督天下援兵……决策议战，然事多为嗣昌、起潜挠。疏请分兵，则议宣、大、山西三帅属象升，关、宁诸路属起潜。象升名督天下兵，实不及二万……起潜拥关、宁兵在鸡泽，距贾庄五十里而近，象升遣廷麟往乞援，不应……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炮尽矢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明史》）
洪承畴后来虽然降清，但其剿灭农民军期间功勋卓著，总督辽事时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力图靠综合实力战胜后金。结果崇祯帝又一次催逼他进军决战，不幸松锦之战明军再度失败，洪承畴也被俘投降。
除了上述用人方面，财政上崇祯帝加派三饷，搜刮民财，逼人造反。政治上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短短十七年竟然用了五十位阁臣，也算是一项记录了。
如谈迁《国榷》所评论：
上性多疑。有监视，又有视监视者。
诛求不已，赈贷罕闻。又所以筹边饵寇者，兵曰乡勇，饷日搜括，劝助巨室，腔削生民，怨盈于下。
天子习警曾无改虑，而寄腹心于近幸，忘向者逆案之惩创。
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疳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
此外，崇祯执政时一点担当都没有，陈新甲与满洲议和，本是崇祯帝指示，事情败露后却将责任全部推给陈新甲。迁都南京之议，本是崇祯帝意愿，李明睿上疏后，崇祯帝却一言不发，坐等群臣议论，自己好不用担迁都的罪责。
正如张岱《石匮书后集》所言：
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揆厥所由，只因先帝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已耳。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人是非常复杂的，崇祯皇帝表面上坚决反对南迁，但内心又极度渴望南迁。他一面说“国君死社稷”，显得非常忠烈；另一面还做着南迁的准备，派给事中左懋第前往南京，查看沿江舟师兵马状况，想知道自己一旦跑到南京，南京城能不能守卫得住。他又密旨令天津巡抚冯元飏准备三百艘漕船在直沽口待命，准备走海路。其实走陆路可能会被农民起义军追上，走海路确实更安全。冯元飏不断敦促崇祯皇帝立即南迁，认为北京不可能守住；他愿率劲旅五千驰赴通州，恭候圣驾，由海道到南京，并派其子冯恺章进京敦请。但此时已是三月初七，李自成马上就兵围北京了。
崇祯心里想南迁，但不敢公开承认，主要是因为南迁遭到内阁首辅陈演的坚决反对。对此，崇祯皇帝很恼火，召见内阁辅臣时，唯独不召见陈演。陈演对此深感不安，于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辞职。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崇祯皇帝对陈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意在怪罪陈演。
继任内阁首辅魏藻德也坚决反对南迁，但他比陈演油滑。崇祯皇帝让魏藻德表态要不要南迁，他始终一言不发。魏藻德深知崇祯皇帝的心思和行事风格，坚决不当替罪羊，所以始终不表态。
三月初三，大学士李建泰再次奏请南迁，并表示自己愿意护送太子先行。次日，崇祯皇帝召见大臣说，李建泰劝其南迁，可他作为国君是要死守社稷的，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再次让大臣们表态。大学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等表示赞同，并请求先护送太子去南京。结果遭到光时亨的激烈反对，光时亨说了一段极为恶毒的诛心之语。他说：“你们带太子跑到南京去，心里到底想干什么？你们不就是想模仿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旧例吗？当今皇帝不就变成唐玄宗了吗？你们拥戴太子，有了拥立之功，既可以保富贵，又到了安全的江南，你们难道要皇帝一个人在北京死社稷吗？”
此语正中一向多疑的崇祯皇帝的心思。光时亨此语一出，没人再敢说“南迁”二字。在极度尴尬的沉默中，崇祯皇帝又问大臣们怎么守卫北京，诸臣一片沉默。
于是崇祯皇帝恨透了这帮大臣，深深叹息，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意思是他不是亡国之君，他做得很好，自己光明磊落，能力超群，责任心强；是臣子们不好好干，所以才导致国家灭亡。崇祯皇帝至死不悟，是自己和战不定、争功诿过，对臣下极为凉薄的行为早已经让臣下绝望透顶。明末一批最忠勇、最能干的大臣、统帅、将领，被他一批批地逼向辽东战场，不是战死就是被杀。到此时，他还将责任全部推卸给下属，没一点儿担当。真是至死不悟、不悟至死。这种领导作风，与关外的对手皇太极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短短十七年，崇祯皇帝可谓是把能犯的错误犯了个遍，他热衷于权力，却智术短浅；智术短浅，却要处处插手；处处插手，却朝令夕改；朝令夕改，竟毫无担当。最后身死国灭，理固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