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德国国防军军纪真的好吗？

这个议题已经有太多人做过相关研究了，我只节选一篇自己真的看过的论文来为你提供一些参考：

下面这个链接是原文，我强烈建议所有对二战德国国防军战争罪行感兴趣的读者看一看这篇论文。

根据雷吉娜·米尔豪泽（Regina Mühlhäuser）最近进行的研究，我们现在对二战德军士兵在苏联实施的性暴力行为的性质和程度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二战德军对苏联妇女的性暴力行为并不罕见。在一些被德军占领的区域，所有妇女都遭受了德军士兵的强奸。在一些情况下，整支部队都参与了极端的性暴力行为。第九集团军司令部在1941年8月初指出：“抢劫”、“强奸等”行为明显增加，即使在战斗区域内也是如此。
与大多数军事法典一样，在国防军中，强奸罪属于“违反道德的犯罪行为”。然而，在1939年至1944年间，只有5300名国防军成员被指控犯下了性犯罪。
于1941年5月颁布的臭名昭著的《巴巴罗萨法令》，通过取消对不法行为的强制起诉，有效地阻止了对德军士兵在东线战争中犯下的大多数性犯罪的惩罚，尽管该法令在名义上将“由于缺乏性约束而引起的严重行为”列为应受到惩罚的罪行。实际上，用克里斯蒂安·哈特曼（Christian Hartmann）的话来说，没有什么比《巴巴罗萨法令》对“东线军队的行为，特别是前线部队”所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费利克斯·罗默（Felix Römer）指出，该法令为“德国在东线战场上实施暴力政策提供了一个伪法律基础”，他补充道，“通过废除强制性的刑事起诉，《巴巴罗萨法令》在东线创造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地区“，这一激进的法令“成为德国在其占领苏联地区实施暴政的基础”。
实际上，那时在国防军内，触发刑事起诉的主要标准并不是对任何法律框架的尊重，而是对军纪（Manneszucht）的威胁，这是德国军事生活中的最重要的法令，对纳粹德国而言，军纪尤为重要，1918年秋季的那次因军纪崩溃所引起的叛乱让纳粹德国十分警惕。
1941年，性犯罪在官方名义上被列为一项重罪，但却很少得到判决与执行。许多德军军官将他们士兵的犯下的性犯罪行为视为一种因 士兵在战争中遭受磨难，以及当时的东线缺乏妓院 所引发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并非所有形式的性接触都涉及身体暴力，有一些性接触甚至没有涉及到威胁与迫使，因为德国的占领所造成的绝望情况迫使无数苏联妇女为了获得生活所需的食物而主动卖淫。根据医学检查，选择到乌克兰中部城市波尔塔瓦的国防军妓院工作的妇女当中，大约有85%仍是处女。这个结果让德军士兵相信这些女性的行为是自愿的，因此让士兵们摆脱了罪恶感。
正如一名德国士兵所观察到的那样：“其中一些人带着婴儿，但她们没有足够的食物来养活自己或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为了一块面包，你可以和她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的一些战友利用了这些妇女的困境，他们享受了美好的夜晚。”
另一位士兵威廉·卢贝克（William Lubbeck）指出，类似情况在他所在的团中很常见：“这些人把一块面包夹在胳膊下，走向前线后方几公里的某个地区，那里有饥饿的俄罗斯妇女或女孩，她们愿意用性行为换取食物……我不知道有谁因为参与这种行为而受到了训斥或惩罚。”
1942年3月，OKH指出：“在较大的城镇，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了完全失控的地下妓院交易。”

1941年5月颁布的有关占领苏联领土的陆军行政法规中，包括了一项名为《战利品、没收和服务征用准则（Richtlinien für Beute, Beschlagnahmung und Inanspruchnahme von Dienstleistungen）》的指令，这一指令意味着对被占领地区的公然剥削，以满足军队的物资需求。
鉴于后勤运输部队所承担的巨大负担，陆军军需总监埃德华·瓦格纳（Eduard Wagner）颁布了《作战期间对于战利品的保障命令（Befehl für Erfassung der Beute bei Operationen）》。这一命令旨在通过利用缴获的重要资源和材料，如食品、机动车辆、燃料、马匹、马车和弹药等物资，维持作战行动的继续进行。
对现有供应系统进行补充的迫切需求，让物资的征用并不仅仅局限于利用缴获的红军装备，还延伸到了对俄国当地居民的掠夺。德军士兵无情地抢劫了贫困的乡村，有时是出于补给需要，但也与个人对于财富的欲望相关。这个过程还涉及无数的肆意破坏行为，尤其是在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
康拉德·亚劳施（Konrad Jarausch）生动地描写道：“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寻找‘战利品’。”他还指出，即使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仍然有可能寻获蜂蜜和几公斤黄油。
在作战区域的后勤系统崩溃之后，弗朗茨·弗里希（Franz Frisch）记录道：“我们自己解决。无论还有多少可以拿走的东西，我们全都拿走了。”
赫尔穆特·帕布斯特（Helmut Pabst）写道，他和他的战友从当地人的菜地里拿走洋葱和萝卜，并从他们的奶桶里取了牛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乐意与我们分享这些东西，”他在一封家信中如此写道，但与此同时，他也表现出自己对于当地人所遭受的苦难的漠不关心：“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这个国家都养活了我们。”
维尔纳·贝尔曼（Werner Beermann）同样对苏联平民的困境毫不在意，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没有食物，没有燃料，这里什么都缺，你甚至无法想象这种环境。但我们并没有饿死，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村里拿来的。”

1941年10月，夜间气温下降到冰点以下，由于军队无法供给足够的冬装，许多俄国家庭再次被德军士兵洗劫。
弗朗茨·弗里希（Franz Frisch）回忆道：“冬季的条件迫使德军士兵搜寻农民家庭，寻找任何能够填补他们制服的东西。我们搜刮床单、桌布、窗帘，寻找能够提供温暖的东西。”
类似的没收苏联平民财产的行为既普遍常见又冷酷无情。
赫尔穆特·京特（Helmut Günther）指出：“大规模‘征用’的时代已经开始……每支部队关心的主要是维持自己的物资库存，即便他们使用的手段不那么道德。”
威利·彼得·里斯（Willy Peter Reese）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发现的任何羊毛制品，最终都成为了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毯子、围巾、套头衫、衬衫，特别是手套，我们一有机会就会把这些东西给抢走。如果我们的鞋子不够穿，我们会从街上的老人和妇女那里，把他们穿着的鞋子给扒下来。”

前线部队助长了这一地狱景象的蔓延，他们经常受到上级的鼓励。第三装甲军的指挥官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Georg-Hans Reinhardt）在1942年1月5日写给他妻子的信中提到：
“一如既往，我对我的杰出部队的表现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坚守阵地，击退一切攻击。我刚刚收到报告，今天清晨，我的部队夜色的掩护下袭击了一个村庄，将其烧毁，杀死了100多名俄国人，带回了战利品和50名俘虏。他们干的简直太棒了！”

在1943年底的一封家信中，格奥尔格·希穆尼克（Georg Scharnik）提到，在撤退前，德军会逮捕达到军事年龄的苏联男子，让他们在后方修筑道路。他解释说，这么做既节省了德国士兵的工作，又防止了这些苏联男子被红军征召。
其他士兵则是为能在军营附近找到能充当劳动力的苏联平民表示很高兴：“有时候我们运气很好，附近还有平民，他们必须给我缝纽扣，准备用来洗澡的温水……他们心甘情愿地为我们做这些事情。”
更具剥削性质的是强制征募苏联女性到德国工作，比吉特·贝克（Birgit Beck）的研究表明，如果女性愿意为国防军妓院工作，有时可以避免这种强制性的征募。

剥削行为几乎涵盖了二战德国国防军在苏联推进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对生活在该地区任何平民的生存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这些恶劣的生活条件并不是由少数精英造成的，而是由东线德军的普通士兵们创造出来的。他们的行为对无数苏联平民产生了不利影响，使他们陷入赤贫状态，进而导致他们的死亡。
这些间接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死亡率是无法估算的。
除了已经讨论过的方面，德军士兵征用当地的医疗设施和药物，抢劫工厂的设备和工具，没收重要的农业机械供军队使用，焚烧被认为会有利于游击队藏匿的定居点，毫不考虑那些被迫卷入战斗的平民的福祉。
这些行为可能并没有直接导致受害者的死亡，士兵们最初的意图甚至并不是让受害者们死去，但这些行为所致的平民死亡仍然源于德国军队在东线的行动。
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重点并不是将这些间接性的死亡与国防军所犯下的直接犯罪行为，如公然谋杀和处决等行为，进行等同。我们所讨论的，是这些间接引起平民大规模死亡的犯罪行为，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更大比例的东线部队。

尽管不是每个参与过东线战斗的德军士兵都可以被谴责为战争罪犯，但其中的许多人也很难直接声称自己是完全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