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朝末年明明已经内忧外患，大臣还是各贪各的，压榨百姓，争来争去，压上最后一根稻草？

上层官僚开始集体阿谀奉承，中层基层官僚开始集体摆烂。

这就是王朝灭亡前的征兆。

因为大家都没办法了，做多错多，于是政策开始模棱两可，指令开始正确的废话。

一旦有人跳出来负责，所有的锅都会甩向他，直到把他砸死。

那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压榨百姓，行末日狂欢。

因为，百姓只有沉默的权利。

很多王朝的崩溃都是瞬间的，因为“上层官僚开始集体阿谀奉承，中层基层官僚开始集体摆烂”的结果，就是只要稍微有一个黑天鹅事件，整个链条便会集体失控。

曾经看似严丝合缝、庞大无比的国家机器，其实无比地脆弱。

最好的例子是柏林墙的倒塌：

在1989年11月初，就已经有大批的东德人逃往匈牙利和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

东德政府为了安抚情绪，就宣布要放宽一部分旅行的限制。

结果在记者会上，东柏林市委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就被问到了一个问题。

有一个记者眨巴着无辜眼睛问：书记同志，请问你们这些放松旅行限制的新规什么时候生效呢？

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了，发布新规定，总要有一个生效时间吧？

但是，沙博夫斯基的讲稿里，还偏偏就没有。

明摆着，这个所谓的新规就是来忽悠人的。给市民释放一点利好，先稳住当下再说。

沙博夫斯基翻来翻去，心里一万头草泥马奔过。

会场都在等待他的答复，于是一分钟后，沙博夫斯基抬起头来，结结巴巴地说道：“据我所知，生效是在……现在……马上。”

就这样，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了。

当天，西德的反贼媒体听到这个重磅消息，开始全员过节，热情洋溢地讨论起了沙博夫斯基的话。

传着传着，就变成了柏林墙“现在马上”要开放！

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谣言往往是人们内心希望发生的事情。

于是，第二张多米诺骨牌倒下了。

当晚，收听西德反贼媒体的东柏林市民，也开始打了鸡血！

天一亮，胆子大的便开始往柏林墙挤。随后，拥到检查站的人越来越多。

有一个检查站的负责人，叫做雅格中校。

本来他的职责是要把人遣散的，但来的人太多，他也不好做主，就打电话向上级请示。

上级的指示很简单：把人遣散。

但就在打电话的功夫，来的人更多了，检查站的兵力在围观群众面前只有束手就擒的份。

雅格中校便再次向上级请示。

这时候他听到电话那头有人说：“这人到底行不行啊？”

雅格中校憋着一股劲，把电话伸出窗外，他心里想着：你们这些官老爷，自己听听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只说了一句话：雅格同志，按规定办吧。

上级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于是彻底摆烂，不指示镇压，也不指示放行，开始说起了车轱辘话。

雅格中校看上级都摆烂了，那我还愣着干什么呀？就按照第一书记的“规定”，“现在马上”呗！

就这样，他负责的检查站开始陆陆续续有人通过。

别的检查站看雅格中校这边都放行了，于是也开始陆陆续续放行。

第三张，也是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也倒下了。

晚上，年轻人开始狂欢。

先是喝酒；喝酒不过瘾，又开始涂鸦；涂鸦还不过瘾，就抡起了锤子开始砸墙。

柏林墙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倒塌了，全程未发一枪。

还有明末的例子：

崇祯自己勤于政务，每天累成狗。但是有什么用呢？整个官僚系统都躺平了。

他身边的大臣们：想要马屁我有的是，但是让我干活？请问皇上，怎么个干法？

有些大臣有家国情怀，主动揽下责任，结果就是被崇祯亲手斩杀。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摆烂的人一定会把所有的锅都甩给他：皇上，再让他这么折腾下去，大明要亡啊！

于是负责任的死了，甩锅的还活着。

据说闯贼破城的那一天，崇祯早早起来上朝，随身太监王承恩敲了几通鼓，却没有看到一个大臣来早朝......

崇锁知道发生了什么，就问王承恩：前线屡屡失败，为啥就没人告诉我？

王承恩说：告诉你的都被你杀了，而后也就没人敢和你说实话了。

这些活着的人也知道，好日子不久了，有亡国之兆了，那就抓紧末日狂欢一把。

于是，老百姓遭殃了。